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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羹梅:一心向往共產黨

    ——我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回憶

    作者:吳羹梅   信息來源:人民政協報   發布時間: 2019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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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全國政協委員吳羹梅先生的遺著。本文寫于1985年5月1日,從1948年寫起,歷經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到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尤其以新政協早期工作史料最為珍貴,文章真實地記述了一位真誠追隨中國共產黨腳步的民族工商業者的心路歷程,在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前夕讀來,更覺珍貴。

    吳羹梅出席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的代表證

    吳羹梅出席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的代表證

      難忘“北上”之旅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迅速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以及國外愛國華僑的熱烈響應。民建總會當時還在上海,工作已轉入地下,總會常務理事會一致通過響應“五一”號召,但不能公開發表通電,特指派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向中共駐港負責人表示民建已響應“五一”號召,并與其他黨派負責人取得聯系。隨后又決定派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3人,代表民建北上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我當時還在上海,在民主運動中,我曾與中共地下黨員張錫昌等經常聯系。在工商界中同孫曉村、胡子嬰、盛康年等同志接觸較多,并與何懼同志建立了經常的聯系。何懼是沙千里同志的親密朋友,關系篤厚,在重慶以創辦建國機器廠為掩護,進行愛國民主運動。“五一口號”發布以后,上海工商界的一部分進步人士提出關于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的建議,并公推何懼同志把這個建議送到解放區去。何懼同志不避艱險,欣然就道,對外說是作為我個人的代表,實際是代表上海一部分工商界。他克服了種種困難,通過了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線,在天津又獲得了李燭塵同志的幫助,經過滄州、石家莊,是年9月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把我們的建議交給了黨中央的有關同志。

      1948年冬,經張錫昌同志的幫助,見到了上海黨組織負責人劉少文同志。他正式通知我去香港與潘漢年同志取得聯系,再由他們安排北上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我接受了這樣光榮的任務,當然是喜出望外的,但同時又產生了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這是因為我一方面正在籌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護廠資金,尚無著落;另一方面我只是一家中小工廠的負責人,在工商界中的代表性是不夠的;而且自己德才不稱,恐難以勝任。經過孫曉村、金學成兩位同志的鼓勵,以及我老伴高靜宜的支持,在籌好護廠資金后,本著一心向往共產黨的夙愿,我決意前往解放區。我把鉛筆廠的事務交給副總經理王蘭生處理,攜同子女3人全家5口于1949年元旦宣稱去南洋打開產品銷路,秘密離開上海去香港。到港后,先后與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負責人潘漢年、許滌新、連貫等同志取得了聯系。此時,孫起孟、章乃器、施復亮等同志已經先期去往解放區,未得相見。我在港時間不長,參與了民主建國會港九分會的籌備工作,并參加了該分會的成立大會。此時在港的民建會員已有40余人,港九分會于2月中旬成立后,由何民麟、黃玠然等同志負責。

      2月的一天,我乘拉丁美洲一艘500噸的小輪船由港啟程去解放區,同行者有民建監事楊美真等人。過臺灣海峽和吳淞口時,怕被國民黨軍艦檢查,大家都躲在船艙內,不到甲板上活動。2月25日抵煙臺時,正是鄧兆祥艦長領導起義的國民黨軍艦重慶號到達煙臺的那一天。我們受到煙臺中共負責同志的接待,住一二天,然后轉乘敞篷卡車出發。經過天津時,受到黃敬市長的熱情接待,于3月8日抵達北平(今北京———編者)。

      到北平后,我和其他民主人士住在北京飯店,先后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林伯渠、李維漢的接見。我同各黨派人士一起參加各種報告會和座談會,并閱讀解放區頒布的各項政策法令,加深了對共產黨及其在解放區各方面成就的認識。中共中央各方面負責同志還給我們作報告,介紹情況,他們無不熱誠坦率,誨人不倦,使我們深為欽佩。3月25日,毛主席隨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遷到北平,我同在京的各界民主人士到西苑機場迎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滿面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問好。我在重慶時,承蒙毛主席3次接見,相別4年,而這次恰在全國解放的前夜,又得相見,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永生難忘。

      赴東北參觀

      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勢如破竹。4月21日,由于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和談破裂,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百萬雄師過大江,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覆滅。在這鼓舞人心的時刻,到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59人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通知,黨中央同意大家的請求,組成“民主東北參觀團”,到東北老解放區參觀。這是全國解放前夕的第一個民主人士到老解放區參觀訪問的團體,不僅可以親眼看到東北在戰后重建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過程,還可藉以理解黨對工商業者的政策,大家對于能夠得到這個好機會,感到非常興奮。臨行前,李維漢部長面囑我擔任參觀團團長,并請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于剛、管易文和何成湘三位同志任副團長,協助工作。我深感黨的信任,但以團員中多數是為革命事業盡力,勞苦功高的黨內外人士,而自己對東北老解放區的情況又毫無了解,陳述難任團長衷情。李部長又加勉勵,說團長副團長都是為團員服務的,我們把你當做干部使用,又有三位副團長共同負責,囑我勿辭后才決定勉力擔任。

      “民主東北參觀團”包括陪同參觀者及醫護、警衛等工作人員共計百人左右,4月22日乘一列附掛軟臥和餐車的專列由北平出發,先后到達旅大(大連和旅順的合稱)、鞍山、本溪、安東、沈陽、撫順、長春、吉林、小豐滿、哈爾濱等地,從南到北參觀了民主東北老解放區的各大城市,沿途受到當地黨政領導同志的熱情接待、引導參觀。在大連恰逢慶祝“五一”勞動節的盛典,我們看到了12萬人的集會游行,第一次聽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雄壯歌聲,深感此歌道出了真理,我便馬上學會了這支歌,一直不忘,后來每逢民建中常會和全國工商聯舉行節日聯歡集會時,我都放聲高唱這支歌,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堅信社會主義。

      在大連、鞍山、本溪主要參觀了工業發展的情況。本溪煤鐵公司不僅在中國有名,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有數的,它能生產含磷很少的煤,還可以煉出質量很高的鋼,產品遠銷日本。在日本侵占東北這家工廠時,在日本管理下最高生產量是:鐵46萬噸,煤951000噸,焦炭65萬噸,使用工作母機1300臺,電力10萬千瓦,雇工有120000人。日本投降后由國民黨接收,設備被破壞,產量大減。1948年11月,本溪得到解放,當時產量只相當于日本人管理時期的1/4。這時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就是在接收此廠時來了9位黨員,他們一無經驗,二無金錢,但遵照毛主席教導的“依靠工人,刻苦興家”8個大字,恢復了生產。他們到廠后,首先請技術工人開諸葛亮會,決定要把原有的1300臺工作母機(當時僅存38臺)至少找回300臺來用于開工,并且推出600位代表,請大家出主意。根據工人代表反映,了解到好些機器在國民黨接管時期被搬走,在山上、林中、田間做防衛工事。于是工人們發起“貢獻器材運動”,想方設法冒著零下廿度的嚴寒收集了300臺工作母機,開始恢復生產。工人們保證一年可出鐵10萬噸,爭取超額完成,估計到明年可以出鐵55萬噸,達到超過以往年產46萬噸的記錄。

      參觀團抵沈陽時,欣聞上海解放,大家異常興奮。我在招待所里同上海中國標準鉛筆廠的王蘭生同志通了電話,當得知廠里平安無事,并準備在最短的時間內復工,覺得很高興和放心。我們分頭參觀了工業、交通、教育、文藝司法等各個方面,到處反映出人們嶄新的精神面貌。在撫順主要參觀了煤礦,有一處叫做“大揭蓋”,是世界聞名的露天煤田,藏量大,產量高。工人們深知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都在拼命地把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爛攤子恢復起來。在長春我們參觀了鄭洞國起義的司令部。這個司令部設在國民黨長春的中央銀行里,銀行大樓建筑得非常堅固,外表也十分壯觀,國民黨原來以為可以在此死守,殊不知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其部下倒戈起義,投奔光明。參觀團抵哈爾濱后,首先向烈士紀念館的革命先烈致敬。我們看到了楊靖宇將軍和陳煥章將軍的遺首,泡在防腐藥水之內,加以保護。其遺體曾被日寇剖腹,胃腸中盡是野草,其斗爭之艱苦可以想見。我們含著熱淚衷心感謝這些烈士為革命為人民而死,烈士的事跡將永為后人所景仰。哈爾濱是個80萬人口的城市,雖不能與上海相比,在東北卻是一個很大的都市,其市政企業、公用事業都已從破壞中逐步恢復起來。

      哈爾濱有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哈爾濱企業公司”,于去年7月1日成立,資金為東北幣350億元,其中公營資本占53%,私人資本占47%。人們如果按照舊的想法來推測,會以為董監事成員人數應由政府超過半數,以便管理。但事實上并非如此。這家公司共有15位董監事,其中11人為工商界人士,只有4人是由政府派出的,其中1人擔任監事長,2人任常務董事,1人為董事。政府認為擔任董監事,不是去爭取權利,而是為了發揮管理企業的作用。這個公司的利潤分配制度也有幾個特點:(1)公積金是10%,工商界或許以為公積金提得太少。實際是因為要取得投資人的信任,不愿把公積金提得太多;(2)給股東的分紅是60%,社會福利基金是10%;(3)最后剩余的20%又平均分為四份,以其中5%作為職工酬勞,但每人所得不能超過工資的一個半月,以5%作為勞動保險基金,以5%作為職工獎金,對于有發明、創造和特殊貢獻的職工公開予以獎勵,最后一個5%作為董監事的酬勞;(4)每位董監事的酬勞不能超過職工酬勞最高額的3倍,例如職工最高工資為每月100元,酬勞一個半月應為150元,那么董監事的酬勞最多不能超過450元。這種利潤分配制度在解放初是值得借鑒的,也的確是貫徹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的。哈爾濱有手工業鉛筆廠共58家,產品質量較差,但年產達15萬羅(每羅12打),足供軍需民用。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參觀團全體同仁于6月8日回到北平。在40多天的參觀生活中,全體同志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和莫大的榮譽。回到北平后,參觀團全體團員和陪同人員共72人于6月14日聯名致書毛主席陳述感想。信文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為了要求親身體會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發展,我們一共有59個人選擇了東北這個地區去參觀了40多天。我們走遍了所有東北重要的城市和若干農村,看了許多廠礦,接觸了許多人,也看到了許多偉大動人的場面。

      首先,使我們感到最重要的是:向來被人看作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主席領導之下,經歷了長期的斗爭和鍛煉,現在已經組織成并教育成鋼鐵一樣的堅強的集體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經充分發揮了效能——群眾有發表意見的絕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貫徹到最下層去。這樣堅強的集體,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不久的將來,革命在全國勝利,中國對世界和平事業將起極偉大的作用,是無可質疑的。

      其次,我們看到了東北在教育司法方面的改革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現在能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發揮前所未有的創造力量,這是中國前途富強并能迅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保證。

      由于種種重大的設施與改革,使得整個社會風氣顯然起了根本的變化。新生的朝氣沖洗了舊社會的殘渣,勤勞樸實的作風代替了過去奢侈頹廢的病態。在這里,中共干部和黨員的優良作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綜括這次參觀所得,使人感覺振奮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贅述。我們深深感到,一切優美的成績,應當歸功于人民力量的偉大,歸功于共產黨領導的成功,歸功于主席英明的決策和指示。

      同人等參觀歸來,感到今后為人民服務的決心與信念,將愈加堅實,這是可以告慰于主席的。謹向主席致最崇高的敬禮!

      民主東北參觀團:吳羹梅、于剛、鄧裕志、李文宜、羅叔章、鄭坤廉、王雪瑩、王仲元、張曼筠、史東山、梁均、何成湘、常任俠、高靜宜、程緋英、石振明、楊靜仁、胡守愚、朱烈、劉玉厚、高祖文、尹華、徐濤、盛志俠、鄧子平、李海、費振東、嚴信民、儲安平、戴子良、王靜之、蔡國華、黃適安、馮天正、李伯球、韓兆鶚、鄧冠杰、管易文、張文、譚惕吾、陳此生、林漢達、陳劭先、馬思聰、譚冬青、黃子彥、張西曼、楊子恒、李子誦、李麗蓮、胡耐秋、趙鐘、張永池、潘輯武、朱富勝、黃鑄、張默然、呂集義、石定康、胡一聲、陳尚明、馬龍章、沈知津、杜君若、金滿成、馮伯恒、秦威、唐遠之、張留云、羅子為、秦元邦、章培

      六月十四日于北平

      參加新政協籌備會

      我自東北參觀回北平后,住在六國飯店。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正式開會。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出席會議的有23個單位,134人。其中產業界民主人士有7人,即陳叔通、盛丕華、李燭塵、包達三、張絅伯、俞寰澄(未到前由酆云鶴代)和我。當我步入莊嚴燦爛的勤政殿時,聯想起自己是來自蔣管區的一個中小工商業者,能參加這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覺得無比激動。在這里。又ー次聽到了毛主席動聽感人的宏論,看到了周恩來同志和藹可親的笑容;在這里和各黨派、各界的朋友相聚一堂,歡慶勝利,共商國是。舊制度已瀕崩潰,新社會即將到來,這是多么令人感奮的時刻!

      新政協籌備會首屆全體會議閉幕以后,周恩來同志約集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民主人士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馬寅初、吳耀宗等進行座談,準備赴滬協助陳毅同志做好接管上海的工作。我有幸參加座談會,再一次聆聽周恩來同志的親切談話。他說我們去上海的任務是配合軍管會宣傳黨的政策,安定人心,恢復生產,繁榮經濟。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決不會變成官僚資本,到過東北參觀的人是可以證實的。我們軍隊紀律之嚴明是世界上沒有的,根據上海民主人士的建議,我們就下令解放軍住在馬路上不進民房,我們有信心一定能打敗殘余的國民黨軍隊。上海解放后,為了安定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政府每天有一萬噸煤,幾萬噸糧運到上海,棉花不夠紗廠用,到各地采購,帝國主義想威脅利誘我們辦不到,我們一定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上海全面恢復生產,把上海建設得更好。希望產業界各位多加幫助,多提建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供政府采納。隨后,陳云同志就上海財政經濟問題也講了話。

      6月23日,我隨鄧穎超、黃炎培、陳叔通、馬寅初、吳耀宗、許廣平、王紹鏊、林漢達、盛丕華、包達三、胡子嬰、張絧伯、張琴秋、鄧裕志等一行70余人,乘專車去滬。25日抵達上海,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副秘書長沙千里、外事處長章漢夫、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夏衍及各民主黨派和中華職教社等各方面的代表冷遹、胡厥文,婦女界章蘊、黃靜汶等到車站歡迎。第二天上海市舉行歡迎大會,陳毅市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親如家人披肝瀝膽,聽者無不感奮激動。

      我們到滬后,列席了上海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參加了慶祝“七一”的活動。上海產業界金融人士舉行歡迎我們的茶話會,陳叔通、包達三等許多同志都講了話,宣傳共產黨謙虛為懷,善于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并鼓勵大家為恢復上海生產,反對封鎖盡心竭力。我們還參加了7月18日在大東旅社舉行的工商界勞軍分會成立大會,出席的工商界各行業代表共計有300多人。大會主席團為陳叔通、盛丕華、黃炎培、胡厥文、劉靖基等15人。陳叔通致開幕詞,胡厥文、蕢延芳等在會上講了話。我也在會上發了言,主要匯報了參觀東北老解放區所看到的東北抗日聯軍在冰天雪地中艱苦奮斗戰英勇殺敵的壯烈事跡,號召工商界同志與政府合作,在中共領導下,努力恢復生產,尊重工人權利,前途一定是光明的。7月31日,工商界勞軍分會舉行慶祝“八一”建軍節聯歡晚會,慰勞戰斗英雄。陳毅市長出席講話,講述建軍歷史,慷慨激昂,感人肺腑。8月17日,在許滌新主持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舉行會議,商定委員名額88人。8月26日,在中國銀行舉行籌委會成立大會,選出盛丕華為主任委員,胡厥文、盧緒章、榮毅仁為副主任委員。并推選盛丕華等23人為常務委員,孫曉村為秘書長。在滬期間,我還就中國標準鉛筆廠整頓和擴充廠務問題與有關職工進行協商,并與來滬參觀鉛筆廠的公私合營哈爾濱企業公司負責人楊祝民同志數度研討,決定將一套制造鉛筆的設備作為投資與哈爾濱企業公司合作,創辦公私合營的哈爾濱中國標準鉛筆公司,我廠派梁樹禧工程師率領技術員工10余人押運機器于是年6月赴哈爾濱建廠,1950年春投產。我們在上海學習工作和參加各種集會兩個多月后先后返回北平。

      參加新政協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49年9月21日隆重開幕,至同月30日閉幕,當毛主席在開幕詞中講到:“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時候,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我作為工商界15名代表之一(代表陳叔通、盛丕華、李范一、李燭塵、簡玉階、包達三、姬伯雄、周蒼柏、俞寰澄、張絅伯、吳羹梅、鞏天民、榮德生、王新元、劉一峰,候補代表酆云鶴、馮少山)參加了這個大會。會議經過反復深入討論,民主協商,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制定了國旗、國歌;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決定定都北平,并改名為北京;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國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

      9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領導下,與會代表參加了“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典禮。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首都30萬各界人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這一天,長安街上五星紅旗迎風招展,藍天白云下彩色氣球凌空飛揚,千只白鴿騰空起,飛龍翔鳳,萬朵鮮花逐波舞,似海如洋。軍樂起奏,禮炮齊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于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霎時間歡呼震耳,歌聲嘹亮,歡呼新中國的誕生。接著舉行閱兵式,朱總司令乘車檢閱各兵種。一排排整齊的隊伍,雄壯的步伐,豪邁的氣概,魁偉的體魄,充分顯示了祖國的鋼鐵長城,是多么的振奮人心!我有幸參加了新中國的開國盛典,內心萬分激動,久久不能自已,而今雖已隔多年,但難忘的一切情景,仍感如在眼前。

      毛主席早在1935年12月27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在談到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后指出:“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毛主席在1939年10月4日的著作《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在總結革命經驗后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在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時期,它的成敗無不與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好與差密切有關。參加新政協的各界非黨人士,如果看不見共產黨真愛國真抗戰的事實,如果不與地下黨員聯系接受統一戰線的政策教育,不秘密閱讀黨的文件和報刊,我們能不顧一定的危險先后到達解放區嗎?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工商界到了北京參加新政協就沒有思想顧慮呢?我想有一部分人還要有思想問題的。

      一是新民主主義會搞多久,也就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會存在多久的問題。大家明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是遲早要實行社會主義的,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早已談到。針對這個問題,周總理在《關于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經過及其特點的報告》中曾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說明:“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實行社會主義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周總理這個說明在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中已實現了。回憶當時工商界曾主觀地以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存在三五十年,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政府對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個設想沒有實現。公私合營這本來是黨領導下在經濟上取得的偉大的成就,就像李維漢同志所說的:“民族資本主義留給我們的兩筆財富,一筆財富是企業,一筆財富是人即資本家和代理人,后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未能充分實現,致使人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這是我們社會主義改造中一個重要失誤。”

      二是搞了社會主義還要不要我們,也就是人民政協的前途問題。工商界曾有人認為,到人民代表大會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協這樣的組織了。周總理對此曾明確指出,統一戰線是我黨的一貫方針,應當長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政協也將是一個協商機構,是參謀部。共同綱領也明文規定:“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自己的中央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我們既是為這個宗旨而奮斗的人,并且一貫地做下去,黨和政府是不會不給我們效力的機會的。這種許諾,也已為后來的事實所證明了。回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史實,雖然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黨中央的撥亂反正,統一戰線實際上是更加廣泛了。1982年我國的新憲法序言中,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它的性質、任務和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估價和闡述。

      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在總綱中也明文說明:“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進程中,結成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人民團體,少數民族人士和各界愛國人士參加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在內的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主要形式,根據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并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其中“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一句話更是鼓舞人心,促使大家感奮報國的箴言。鄧穎超主席在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開幕詞中闡述了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根本任務,鼓舞大家加強團結,為實現80年代以至90年代的三大任務而奮斗,必將日益顯示出愛國統一戰線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1985年5月1日

      (本文由吳羹梅老先生曾孫、現民建北京市朝陽區星五支部會員吳佳整理供稿。)

    責任編輯: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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